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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一大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

  1921年7月,如同一记砸向旧世界的锤头,中国在上海向世界宣告成立。从当年上海望志石库门建筑里一间18平方米的房间,到浙江嘉兴南湖上的红船,年轻的政党出发,启航,引领了跨世纪的航程。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,她手握真理,浴血奋斗,把人民对新中国的憧憬与理想变成现实,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,锻造出中华民族驶向复兴彼岸的航迹。

  没有,就没有新中国。从一大到十九大,从一大召开时的全国50多名到如今8900多万名。始终是我们高扬的旗帜,也如同血脉,融入每一个员的肌体。今天,站在新时代的门坎,在“两个一百年”的重要历史节点,我们回首过去,回顾党的历程特别是建党时的历史,为的是学习先辈的崇高,不忘初心、牢记,不忘初心、砥砺奋进。

  从石库门到,中国走过历程。党在上海诞生,这一历史选择看似偶然,但蕴含着一种必然。

  而96年前,这里静得很。当时,沿望志(今兴业)只建了一排五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,房屋簇新,马对面是一片菜地,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,沿马西边的房屋也没有建造,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。

  1921年7月23日,平均年龄28岁的十余位代表从各地而来,与两位国际代表走入望志上的106号(今兴业76号),之后的故事已家喻户晓。

  而后,直至1933年转移到江西瑞金,中央与上海结缘12年,其间虽有过短暂迁移,最终又回到了上海。这12年,从一大到四大(除三大在广州召开),构成中国创建的完整过程、了大的新。

  回到起点,回到这幢保留着上世纪20年代风貌的老宅,一个个问号被点亮———为何是这里?为何是上海?为何是城市?成为了中国的诞生地,这一历史选择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必然性?

  “一个会议在某一个地方举行,具有很大的偶然性。但是,考虑到那时上海城市特殊的格局与特定的区域功能,像一大这样的会议在上海、在法租界举行,

  还是有某种必然性的。”学者熊月之认为,无论是、社会还是交通通信,对一个的、国际联系频繁的政党的成立及发展,上海都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比较优势。

  熊月之将当时的上海概括为“一市三治”———法租界、公共租界和华界,管辖区域、管辖权及司法系统等都是各自的———这就跟单一性的城市有所区别:“单一性城市在行政管理上有其有效性,而当时的上海管理边际效益比较低,相对来讲,从事党的工作就有比较大的安全性。再加上制度差异,客观上为党的活动提供了便利。”

  尽管有“南陈北李”相约建党之说,但是在当时,仅从来看,作为北洋所在地的远不如上海宽松。五四运动以后气氛压抑,文化恶劣。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,后是陈独秀,再是《新青年》编辑部南迁,1921年又发生北大教授事件,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,这期间很多精英、文化精英选择了上海,后来成为中国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是其中一员。

  从国外回来的知识、精英,很多选择居住在法租界。熊月之梳理了1919年至1921年,宣传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,参与或推动中国成立的知识的住处:“都在法租界,而且相距不远。一大的选址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陈独秀、李汉俊、李达就居住在附近。”选择居住法租界,而非公共租界,是与前者的发展有关。法租界重文化,工商业不如公共租界发达,税收相对较少,建设较慢。1914年对于法租界来说是个发展的界线多亩,租界中心是金陵东;1914年法租界向今鲁班以西的地方扩展,一直延伸到肇嘉浜以北、徐家汇一带,面积一下增至15000多亩,一大会址(房屋建于1920年)所在的区域1914年后才发展起来,属于法租界的边缘地带,相对僻静,当时一大批知识和激进人士,包括孙中山、陈独秀等都在这一带居住,原因在于这一带房子较便宜,房价大概是金陵东等市中心的五分之一,又临近租界交界处,方便组织活动,而且法租界的管理模式相比公共租界效率不高。另一方面,相对的管理模式也使租界成为上海实行城市规划最好的区域,从道系统到房屋建造都有标准,法租界的品位与宜居在当时的上海比较突出,这也是很多国外回来的知识选择此处落脚的原因。

  1927年“四一二”发生后,中国在上海面临的严重加大,上海临近南京国民,蒋介石南京又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对付中国,整个不利于中国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;与此同时,为代表的中国在农村开辟了一个天地,意味着党的活动、工作重心发生变化,由城市转移到农村。1933年,中央决定撤出上海,迁至江西瑞金。

  一大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,在上海,他们便于隐藏身份,这是很多城市不具备的优势。“上海外国人多,外地人多,这是很要紧的。如果是在一个外地人很少的地方,一大代表的外地口音会被马上听出来,但是在上海这很正常,当时的上海85%的人都是各地而来,可谓‘南腔北调’。”熊月之说,1860年以后,当时的上海可以免受战火波及,相对安全。再加上城市大,容易解决就业问题,因此国内尤其是江南一带一旦发生战争、灾荒,人们会逃向上海。“上海的第一波人口及财富就来自江南,尤其是太平时期,江南的富户为上海带来了资金,穷人带来了廉价劳动力。1921年,上海已经有240万人口,远远超过其他城市,是当时的特大城市。在一个移民城市里,一大代表的到来不会显得突兀。”

  中国的建立,得到列宁领导的国际的帮助。在上海开会,跟国际也有关系。“当时整个欧洲严重主义,马林、魏金斯基(中文名吴廷康)等人熟悉欧洲的,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又不太熟,所以性特别高。一大开会期间,闯入了,马林等人尤其紧张。”而1920年的上海有大约5000名俄侨,主要生活在法租界,他们中有一些人布尔什维克。这为马林、魏金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,提供了很大的方便,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。

  熊月之认为,当时没有哪一个城市像上海那么信息发达,可以跟国际上任何大的城市有通信往来,交通上跟欧美、日本及南洋都有轮船航线,面向国内还有内河航线。清末铁的发展,更使上海成为交通和信息通信的枢纽。上海当时又有全国最多的、等,甚至连弄堂里都有———世界上出了什么消息,第二天上海就知道了。

  上海较高的国际化程度还表现在,许多新发明、新产品如电话、电灯、汽车在上海的使用跟大城市几乎同步,这与侨居在此的人有一定关系,当时在上海安家置业的人少则三四万,多的时候有万,其中很多人都自称“上海人”,他们使用一些新式物品对中国人的示范效应非常强,而上海对这些先进的东西接受得也非常快。

  有学者认为,城市性格决定了城市居民的性格,上海对新事物的接受度高于全国其他城市。当现代科技大潮席卷而来时,的现代元素传至国内,上海是一个最好的载体。作为上世纪三十、四十年代最国际化的城市,上海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,打破了社会原有的等级差别、文化差别———的观念、文化与本地文化交融,形成“平台文化”,这种文化性格使得上海具有非常强的包容度。同时,上海的商业程度高,成熟的商业社会,程度往往也很高,两者作用下还能够产生较高的生产效率,因此工厂集聚。“当时的上海可谓机会遍地、出版业也非常发达,人人都看从中寻找机会。这种生活方式与留学生留学的国家极为相似,因此很多人留学归国后就往这里聚集。他们把外国的方式拿来中国实行,尽管方式可能不同。”

  “生产力和文化的地域先进地位,赋予上海诞生中国的必然性。”学者齐卫平认为,中国诞生在上海,最根本的原因是这座城市是一个最适宜先进政党诞生的地方———上海的地理因素创造了对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空间。城市的近代化与政党的先进性相统一,体现着上海地缘的机理。

  中国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。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先进文化,工人阶级则代表着先进生产力,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胚胎里的红色基因。

  “如果不具有新的品性,中国的诞生就只是在历史长河中多添了一点水滴,没有实质性意义。而红色基因是中国区别于国内当时其他政党的根本特质。”齐卫平说。在中国成立之前,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已经出现过好几百个。初年各种政党蜂拥而立,但停留于争夺的乱象,使政党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相脱离,因此,的新型国家形态落于徒有虚名的空壳。

  “可见,当时的中国正在寻找一种先进力量和先进文化的结合,而中国就是这样一种结合。”齐卫平认为,是上海以近代城市的先进含量,为中国画上了组织基因的红色符号,“上海表现出的马克思主义能量和工人运动水平,在中国筹建的整个过程中具有典型性;同时,作为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,上海无疑也具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意义。可以说,当时的上海是培养中国先进品性的最佳土壤。”

  历史的确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在发展,在这片土地上,1920年6月,陈独秀、俞秀松、李汉俊、施存统等人在环龙老渔阳里2号商议组织早期组织,就表现出了另起炉灶的建党志向。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,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,起着中国发起组的重要作用。

  中国诞生前夕,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,在全国产业工人中上海占近五分之一

  在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》里这样描述工人运动的深远意义:“中国的领导人,包括、、等,都是先在城市里从事工人运动,然后再到农村中去领导农动和游击战争的。这一条十分重要。没有它,就只能产生旧式的农民战争,而且也不可能取得胜利,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一直到太平的事实所证明了的。”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,在上海诞生,正是基于这里有着明显优于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力量。

  关于工人阶级的特殊性与重要性,学者金冲及进一步作了阐释:与农民不同,工人阶级跟现代化大生产结合在一起,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,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,马克思主义则代表的是的思想。“因此,中国诞生在上海这个现代工业大城市,是十分自然的。”

  上海工商业最为发达,无论是在洋务运动期间,还是在甲午战争后以及辛亥前后,具有规模的大型企业几乎都选择上海。中国诞生前夕,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,在全国产业工人中上海占近五分之一。

  上海适合开展工人运动还有一个原因是,上海工人的组织程度比较高。齐卫平领衔著成的《中国创建与上海》里有这样一段阐述:19世纪末20世纪初,上海外资工业和民族工业的发展,推动了上海虹口———杨树浦、浦东陆家嘴、沪西曹家渡等工业区的形成。这些工业区均临靠黄浦江或苏州河,航运便捷、地价不高,从而使近代工业在兴办和发展过程呈现出一种自然集中的趋向。“大规模集中工业区的形成促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成长,使得这里的工人运动开展组织水平比较高,上的成熟也相对领先于全国。五四运动后,上海工人斗争显示的强大威力更是突出表现了质量水平上的。”

  齐卫平认为,中国诞生于上海,从根本上看是中国力量主体力量向工人阶级位移的历史象征。之后中央长期设在上海,也与此有关。1923年7月15日,在广州的马林向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称:“我们党的会决定最近几天就把驻地迁往上海,因为上海的运动意义更加重要。”1927年4月,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,后来经过多次讨论,还是决定迁回上海,因为“上海的力量比武汉强,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”。

  《宣言》是第一本被完整翻译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,1920年在上海出版

  “1899年,第一次有中国刊物提到《宣言》里的内容,就是在上海。”学者忻平告诉记者,他学生时期曾在徐家汇藏书楼查到过当年的《万国公报》相关材料:“那也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被中文刊物介绍。”

  作为对外交流中心和中国近代新文化发展的中心,上海在先进文化、集聚知识方面优势明显。中国成立之前,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,受日本影响较深,许多马克思主义、主义的著作通过日文出版物被大量翻译进国内,上海集聚的大批日本留学生在其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。金冲及回忆道:“解放初,我曾问过陈望道,当初为什么翻译《宣言》,他说是在日本受到的影响。”《宣言》是第一本被完整翻译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,1920年在上海出版。

  齐卫平指出,上海早期组织有9人留学日本,占据全部的一半以上。他们在日本各大学学习法律、教育、新闻、理工等知识,并在此期间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著作,有的还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、日本员山川均、堺利彦等有接触。“而其他各地早期党组织,大多在国内高校或中等师范学校接受教育。”

  再来看出版业的助力。清末民初的上海,已是中国出版中心,全国出版业的80%以上集中在这里,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出版市场,从著书、编书到印刷、发行,都相当齐备。“出版业发达说明这个地方相对安全,且输入的东西多、容易。”熊月之说,“从洋务运动学习开始,到戊戌变法提倡制度变革,到辛亥,新文化相关内容的出版,主要是在上海。”

  提到马克思主义,就不能不提到《新青年》,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最有分量的,在中国成立后,它成为党的机关报。熊月之说,从陈独秀经营《新青年》的实践也可以看出,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上海,对于陈独秀的事业有实际意义。“即使陈独秀到北大任职、《新青年》编辑部移京以后,其排字、印刷、发行地点仍是上海。”1920年5月,从搬回上海的《新青年》推出了《劳动节纪念号》。这期专号被视作《新青年》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,其筹备时间与陈独秀筹建中国上海发起组的时间重合。值得一提的是,上海早期组织很大一部分与《新青年》、《》副刊、《星期评论》社等有着重要的关系。他们或是其中的,或是重要的撰稿人。可以窥见,上海相对宽松的出版在中国筹备创建时起到的作用。

  而最为重要的是,作为工业重镇的上海,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优质土壤,而知识就是两者之间的黏合剂。金冲及在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》里评论过京沪两个马克思主义中心的代表人物:“李大钊对马克思的研究比陈独秀深。而陈独秀有着烈火样的性格,往往更急于行动。这时他的目光已更多地转向工人运动。”

  在五四运动中,陈独秀已经意识到光靠难以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,上海让他看到了工人运动的重要性,此时的陈独秀明显表现出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“相结合”的动向。“一些活动于上海的党的创始人,会自觉到工厂办工人夜校、向工人马克思主义思想,在工人之中培养运动;上海早期组织还创办《劳动界》《上海伙友》等面向工人的刊物,开展宣传启蒙教育。这些条件在其他城市不是很充分,也因此促进了更多具有主义的知识选择到上海来。”齐卫平说。在他看来,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,也正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主义知识为建党做准备的过程。

  1921年7月,如同一记砸向旧世界的锤头,中国在上海向世界宣告成立。从当年上海望志石库门建筑里一间18平方米的房间,到浙江嘉兴南湖上的红船,年轻的政党出发,启航,引领了跨世纪的航程。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,她手握真理,浴血奋斗,把人民对新中国的憧憬与理想变成现实,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,锻造出中华民族驶向复兴彼岸的航迹。

  没有,就没有新中国。从一大到十九大,从一大召开时的全国50多名到如今8900多万名。始终是我们高扬的旗帜,也如同血脉,融入每一个员的肌体。今天,站在新时代的门坎,在“两个一百年”的重要历史节点,我们回首过去,回顾党的历程特别是建党时的历史,为的是学习先辈的崇高,不忘初心、牢记,不忘初心、砥砺奋进。

  从石库门到,中国走过历程。党在上海诞生,这一历史选择看似偶然,但蕴含着一种必然。

  而96年前,这里静得很。当时,沿望志(今兴业)只建了一排五幢一上一下的石库门房屋,房屋簇新,马对面是一片菜地,菜地旁仅有一所庵堂,沿马西边的房屋也没有建造,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。

  1921年7月23日,平均年龄28岁的十余位代表从各地而来,与两位国际代表走入望志上的106号(今兴业76号),之后的故事已家喻户晓。

  而后,直至1933年转移到江西瑞金,中央与上海结缘12年,其间虽有过短暂迁移,最终又回到了上海。这12年,从一大到四大(除三大在广州召开),构成中国创建的完整过程、了大的新。

  回到起点,回到这幢保留着上世纪20年代风貌的老宅,一个个问号被点亮———为何是这里?为何是上海?为何是城市?成为了中国的诞生地,这一历史选择究竟蕴含着怎样的必然性?

  “一个会议在某一个地方举行,具有很大的偶然性。但是,考虑到那时上海城市特殊的格局与特定的区域功能,像一大这样的会议在上海、在法租界举行,

  还是有某种必然性的。”学者熊月之认为,无论是、社会还是交通通信,对一个的、国际联系频繁的政党的成立及发展,上海都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比较优势。

  熊月之将当时的上海概括为“一市三治”———法租界、公共租界和华界,管辖区域、管辖权及司法系统等都是各自的———这就跟单一性的城市有所区别:“单一性城市在行政管理上有其有效性,而当时的上海管理边际效益比较低,相对来讲,从事党的工作就有比较大的安全性。再加上制度差异,客观上为党的活动提供了便利。”

  尽管有“南陈北李”相约建党之说,但是在当时,仅从来看,作为北洋所在地的远不如上海宽松。五四运动以后气氛压抑,文化恶劣。先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秘密离京,后是陈独秀,再是《新青年》编辑部南迁,1921年又发生北大教授事件,导致北方文化人纷纷南下,这期间很多精英、文化精英选择了上海,后来成为中国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是其中一员。

  从国外回来的知识、精英,很多选择居住在法租界。熊月之梳理了1919年至1921年,宣传社会主义、马克思主义,参与或推动中国成立的知识的住处:“都在法租界,而且相距不远。一大的选址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陈独秀、李汉俊、李达就居住在附近。”选择居住法租界,而非公共租界,是与前者的发展有关。法租界重文化,工商业不如公共租界发达,税收相对较少,建设较慢。1914年对于法租界来说是个发展的界线多亩,租界中心是金陵东;1914年法租界向今鲁班以西的地方扩展,一直延伸到肇嘉浜以北、徐家汇一带,面积一下增至15000多亩,一大会址(房屋建于1920年)所在的区域1914年后才发展起来,属于法租界的边缘地带,相对僻静,当时一大批知识和激进人士,包括孙中山、陈独秀等都在这一带居住,原因在于这一带房子较便宜,房价大概是金陵东等市中心的五分之一,又临近租界交界处,方便组织活动,而且法租界的管理模式相比公共租界效率不高。另一方面,相对的管理模式也使租界成为上海实行城市规划最好的区域,从道系统到房屋建造都有标准,法租界的品位与宜居在当时的上海比较突出,这也是很多国外回来的知识选择此处落脚的原因。

  1927年“四一二”发生后,中国在上海面临的严重加大,上海临近南京国民,蒋介石南京又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对付中国,整个不利于中国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;与此同时,为代表的中国在农村开辟了一个天地,意味着党的活动、工作重心发生变化,由城市转移到农村。1933年,中央决定撤出上海,迁至江西瑞金。

  一大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,在上海,他们便于隐藏身份,这是很多城市不具备的优势。“上海外国人多,外地人多,这是很要紧的。如果是在一个外地人很少的地方,一大代表的外地口音会被马上听出来,但是在上海这很正常,当时的上海85%的人都是各地而来,可谓‘南腔北调’。”熊月之说,1860年以后,当时的上海可以免受战火波及,相对安全。再加上城市大,容易解决就业问题,因此国内尤其是江南一带一旦发生战争、灾荒,人们会逃向上海。“上海的第一波人口及财富就来自江南,尤其是太平时期,江南的富户为上海带来了资金,穷人带来了廉价劳动力。1921年,上海已经有240万人口,远远超过其他城市,是当时的特大城市。在一个移民城市里,一大代表的到来不会显得突兀。”

  中国的建立,得到列宁领导的国际的帮助。在上海开会,跟国际也有关系。“当时整个欧洲严重主义,马林、魏金斯基(中文名吴廷康)等人熟悉欧洲的,他们对中国的情况又不太熟,所以性特别高。一大开会期间,闯入了,马林等人尤其紧张。”而1920年的上海有大约5000名俄侨,主要生活在法租界,他们中有一些人布尔什维克。这为马林、魏金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,提供了很大的方便,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。

  熊月之认为,当时没有哪一个城市像上海那么信息发达,可以跟国际上任何大的城市有通信往来,交通上跟欧美、日本及南洋都有轮船航线,面向国内还有内河航线。清末铁的发展,更使上海成为交通和信息通信的枢纽。上海当时又有全国最多的、等,甚至连弄堂里都有———世界上出了什么消息,第二天上海就知道了。

  上海较高的国际化程度还表现在,许多新发明、新产品如电话、电灯、汽车在上海的使用跟大城市几乎同步,这与侨居在此的人有一定关系,当时在上海安家置业的人少则三四万,多的时候有万,其中很多人都自称“上海人”,他们使用一些新式物品对中国人的示范效应非常强,而上海对这些先进的东西接受得也非常快。

  有学者认为,城市性格决定了城市居民的性格,上海对新事物的接受度高于全国其他城市。当现代科技大潮席卷而来时,的现代元素传至国内,上海是一个最好的载体。作为上世纪三十、四十年代最国际化的城市,上海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,打破了社会原有的等级差别、文化差别———的观念、文化与本地文化交融,形成“平台文化”,这种文化性格使得上海具有非常强的包容度。同时,上海的商业程度高,成熟的商业社会,程度往往也很高,两者作用下还能够产生较高的生产效率,因此工厂集聚。“当时的上海可谓机会遍地、出版业也非常发达,人人都看从中寻找机会。这种生活方式与留学生留学的国家极为相似,因此很多人留学归国后就往这里聚集。他们把外国的方式拿来中国实行,尽管方式可能不同。”

  “生产力和文化的地域先进地位,赋予上海诞生中国的必然性。”学者齐卫平认为,中国诞生在上海,最根本的原因是这座城市是一个最适宜先进政党诞生的地方———上海的地理因素创造了对接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空间。城市的近代化与政党的先进性相统一,体现着上海地缘的机理。

  中国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。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先进文化,工人阶级则代表着先进生产力,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胚胎里的红色基因。

  “如果不具有新的品性,中国的诞生就只是在历史长河中多添了一点水滴,没有实质性意义。而红色基因是中国区别于国内当时其他政党的根本特质。”齐卫平说。在中国成立之前,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已经出现过好几百个。初年各种政党蜂拥而立,但停留于争夺的乱象,使政党与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相脱离,因此,的新型国家形态落于徒有虚名的空壳。

  “可见,当时的中国正在寻找一种先进力量和先进文化的结合,而中国就是这样一种结合。”齐卫平认为,是上海以近代城市的先进含量,为中国画上了组织基因的红色符号,“上海表现出的马克思主义能量和工人运动水平,在中国筹建的整个过程中具有典型性;同时,作为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,上海无疑也具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意义。可以说,当时的上海是培养中国先进品性的最佳土壤。”

  历史的确是按照这样的逻辑在发展,在这片土地上,1920年6月,陈独秀、俞秀松、李汉俊、施存统等人在环龙老渔阳里2号商议组织早期组织,就表现出了另起炉灶的建党志向。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后,实际上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,起着中国发起组的重要作用。

  中国诞生前夕,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,在全国产业工人中上海占近五分之一

  在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》里这样描述工人运动的深远意义:“中国的领导人,包括、、等,都是先在城市里从事工人运动,然后再到农村中去领导农动和游击战争的。这一条十分重要。没有它,就只能产生旧式的农民战争,而且也不可能取得胜利,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一直到太平的事实所证明了的。”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,在上海诞生,正是基于这里有着明显优于其他城市的工人阶级力量。

  关于工人阶级的特殊性与重要性,学者金冲及进一步作了阐释:与农民不同,工人阶级跟现代化大生产结合在一起,同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,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,马克思主义则代表的是的思想。“因此,中国诞生在上海这个现代工业大城市,是十分自然的。”

  上海工商业最为发达,无论是在洋务运动期间,还是在甲午战争后以及辛亥前后,具有规模的大型企业几乎都选择上海。中国诞生前夕,上海各业工人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,在全国产业工人中上海占近五分之一。

  上海适合开展工人运动还有一个原因是,上海工人的组织程度比较高。齐卫平领衔著成的《中国创建与上海》里有这样一段阐述:19世纪末20世纪初,上海外资工业和民族工业的发展,推动了上海虹口———杨树浦、浦东陆家嘴、沪西曹家渡等工业区的形成。这些工业区均临靠黄浦江或苏州河,航运便捷、地价不高,从而使近代工业在兴办和发展过程呈现出一种自然集中的趋向。“大规模集中工业区的形成促成了上海工人阶级的成长,使得这里的工人运动开展组织水平比较高,上的成熟也相对领先于全国。五四运动后,上海工人斗争显示的强大威力更是突出表现了质量水平上的。”

  齐卫平认为,中国诞生于上海,从根本上看是中国力量主体力量向工人阶级位移的历史象征。之后中央长期设在上海,也与此有关。1923年7月15日,在广州的马林向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称:“我们党的会决定最近几天就把驻地迁往上海,因为上海的运动意义更加重要。”1927年4月,中央从上海迁往武汉,后来经过多次讨论,还是决定迁回上海,因为“上海的力量比武汉强,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”。

  《宣言》是第一本被完整翻译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,1920年在上海出版

  “1899年,第一次有中国刊物提到《宣言》里的内容,就是在上海。”学者忻平告诉记者,他学生时期曾在徐家汇藏书楼查到过当年的《万国公报》相关材料:“那也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被中文刊物介绍。”

  作为对外交流中心和中国近代新文化发展的中心,上海在先进文化、集聚知识方面优势明显。中国成立之前,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,受日本影响较深,许多马克思主义、主义的著作通过日文出版物被大量翻译进国内,上海集聚的大批日本留学生在其间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。金冲及回忆道:“解放初,我曾问过陈望道,当初为什么翻译《宣言》,他说是在日本受到的影响。”《宣言》是第一本被完整翻译到国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,1920年在上海出版。

  齐卫平指出,上海早期组织有9人留学日本,占据全部的一半以上。他们在日本各大学学习法律、教育、新闻、理工等知识,并在此期间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著作,有的还与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、日本员山川均、堺利彦等有接触。“而其他各地早期党组织,大多在国内高校或中等师范学校接受教育。”

  再来看出版业的助力。清末民初的上海,已是中国出版中心,全国出版业的80%以上集中在这里,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出版市场,从著书、编书到印刷、发行,都相当齐备。“出版业发达说明这个地方相对安全,且输入的东西多、容易。”熊月之说,“从洋务运动学习开始,到戊戌变法提倡制度变革,到辛亥,新文化相关内容的出版,主要是在上海。”

  提到马克思主义,就不能不提到《新青年》,这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最有分量的,在中国成立后,它成为党的机关报。熊月之说,从陈独秀经营《新青年》的实践也可以看出,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上海,对于陈独秀的事业有实际意义。“即使陈独秀到北大任职、《新青年》编辑部移京以后,其排字、印刷、发行地点仍是上海。”1920年5月,从搬回上海的《新青年》推出了《劳动节纪念号》。这期专号被视作《新青年》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,其筹备时间与陈独秀筹建中国上海发起组的时间重合。值得一提的是,上海早期组织很大一部分与《新青年》、《》副刊、《星期评论》社等有着重要的关系。他们或是其中的,或是重要的撰稿人。可以窥见,上海相对宽松的出版在中国筹备创建时起到的作用。

  而最为重要的是,作为工业重镇的上海,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优质土壤,而知识就是两者之间的黏合剂。金冲及在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》里评论过京沪两个马克思主义中心的代表人物:“李大钊对马克思的研究比陈独秀深。而陈独秀有着烈火样的性格,往往更急于行动。这时他的目光已更多地转向工人运动。”

  在五四运动中,陈独秀已经意识到光靠难以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,上海让他看到了工人运动的重要性,此时的陈独秀明显表现出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“相结合”的动向。“一些活动于上海的党的创始人,会自觉到工厂办工人夜校、向工人马克思主义思想,在工人之中培养运动;上海早期组织还创办《劳动界》《上海伙友》等面向工人的刊物,开展宣传启蒙教育。这些条件在其他城市不是很充分,也因此促进了更多具有主义的知识选择到上海来。”齐卫平说。在他看来,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,也正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主义知识为建党做准备的过程。